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牵涉到空军两架飞机的逃离。其中一架是林彪的专用三叉戟飞机256号，最终坠毁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机上9名人员全部遇难。另一架则是专机师编号3685的直升机，其逃离行动最终失败，被迫降落在北京怀柔北部的山区，机上1人遭到枪决、2人自杀身亡，另有2人幸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及其同伙乘坐256号三叉戟客机，从山海关机场擅自起飞，企图逃离。不久后，另一架编号3685的直-5型直升机也从北京沙河机场出发，目标指向蒙古乌兰巴托。然而，飞行员陈修文等人的勇敢抵抗，使得直升机未能成功逃脱，最终在怀柔县（现怀柔区）沙峪公社的河滩地带迫降。此次降落中，捕获了武器、机密文件和军事地图，并捕获了部分逃犯，从而揭露了林立果的巨大阴谋。在这起事件中，周宇驰、于新野等关键人物自杀，李伟信幸免于难但被判刑，陈士印经过审查后转业，陈修文在抵抗中被枪杀，但后来中央军委追授他“忠诚战士”称号。关于3685号直升机事件的前因后果，究竟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回京，林立果等人策划暗杀失败后仓皇出逃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启程南行，深入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在此过程中，他不时与地方干部进行交流，进行“吹风”，旨在为解决林彪问题营造舆论氛围，做好充分准备。

毛泽东在南方进行的视察中，针对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发表了一系列尖锐的谈话，言辞激烈，听闻者无不汗颜。毛泽东郑重告诫，对其谈话内容必须严格保密，不得外泄，更不得传入北京。然而，到了9月5日夜晚，毛泽东谈话的核心内容还是有人秘密告知了林立果、叶群以及林彪。得知这一消息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的惊恐与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毛泽东此行南下考察，原定行程是在杭州、上海停留更长时光，计划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叶群亦是如此预想的。她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指示：“主席长途跋涉，必定劳顿。或许会在杭州稍作休整，于国庆节前返京。你必须密切关注主席的动向，并及时汇报。”然而，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反其道而行，于9月12日突然提前离开了上海，并未在沪下榻专列，归京前亦未告知任何人，即便是周恩来也对此一无所知。

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打乱了林立果的反革命部署。当时他正连续三天，在北京“小舰队”据点里策划如何暗杀毛泽东。听说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谋杀落空，经和叶群电话密谋，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9月12日的午后，林立果紧急召集了周宇驰、江腾蛟、于新野、王飞、李伟信等“小舰队”的核心成员至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商讨南逃事宜。林立果言道：“形势紧迫，我将即刻离开，周宇驰将接替我继续与各位沟通。”周宇驰对局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决定于当晚召开会议，以便于次日，即9月13日，制定前往广州的逃亡计划。完成部署后，林立果随即于当晚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前往北戴河，与林彪、叶群会面。

受林立果的指使，周宇驰等人商定了逃往广州的方案。

当晚8时过，林立果所乘的256号三叉戟客机降落在山海关机场。踏入驾驶舱后，他向机组人员发表了以下感慨：“明日，林副主席也将乘坐此架飞机。解放军战士们需听从林副主席的调度，于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我谨代表林副主席，向各位致以诚挚的谢意！”

依林立果之策，若无意外发生，9月13日清晨，林彪、叶群及其“舰队”各成员，预计将搭乘飞机奔赴广州。

然而，天意难测，事情竟意外生变。这意外的源头，源于周恩来对256号三叉戟飞机的询问与封锁。而周恩来此举，正是基于林立衡（豆豆）的汇报而发起。

“主任（叶群曾任林彪办公室主任）所做之恶多矣，是该对她有所惩戒了！”

林立衡与叶群之间的恩怨纷争，其源远流长，此处暂且不细述。关键在于，当叶群于9月5日获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时的密谈内容后，她心神不宁，终日惶恐不安。她开始在林彪面前泪流满面，随后与儿子林立果密谋，下定决心采取冒险行动，并做好了万一失败便逃离的准备。9月7日，在她的严厉命令下，林立衡与正处于恋爱阶段的张清林立刻被派遣至北戴河。

12日晚，她又安排林立衡和张清林举行结婚仪式，但在林立衡强烈反对下，才改为订婚仪式。而神秘消失了几天的林立果，也对外以“赶回来祝贺”为由，出现在北戴河林彪别墅。此前几天，林立衡听了林立果关于谋杀毛泽东、策动政变，实在不行就跑到广州或苏联去的打算后，曾苦苦相劝，但林立果听不进去。于是林立衡便开始在林彪警卫人员李文普、刘吉纯和内勤人员陈占照、张恒昌等人中放出口风，说叶群、林立果图谋不轨，到时候要将林彪“弄走”，请他们注意防范，一定不要让林彪上飞机。由于林家成员间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叶群曾散布过“豆豆精神不正常”的舆论，出于纪律和政治、生活常识，这些人当然对林立衡放出的口风不予相信。

9月12日夜间，林立衡在得知林彪、叶群、林立果意图“逃离”的消息后，即刻将此情况上报给了驻扎于北戴河的8341部队，并恳请他们采取行动，阻止林彪登机。起初，8341部队的负责人对此消息半信半疑，但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他们不敢掉以轻心，遂将情况逐级上报至北京。周恩来在接到报告后，即刻向李作鹏、吴法宪询问256号三叉戟飞机的最新状况。得知飞机已抵达山海关，且发动机出现故障后，周恩来迅速作出指示：待飞机修复后即刻返京，严禁携带任何人员；若飞机起飞，必须得到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的共同批准。

“若您有需要，我即刻前往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同时，周恩来已指示吴法宪为其预备一架飞往北戴河的专机。这通电话令心怀鬼胎、心虚意乱的叶群惊恐不已。她误以为周恩来已洞察他们的阴谋，加之深知周恩来正在调查并封锁256号专机，深知若不迅速逃离，恐怕再无机会。于是，在与林彪、林立果秘密商议后，他们决定当机立断，即刻夜幕降临之际逃离。

林立果、林彪与叶群在匆忙中放弃了南逃的打算，转而选择了北窜。这一决定是在慌乱之中做出的。林立果紧急拨通了周宇驰的电话，急切地说：“首长即刻启程，你们务必迅速行动！”然而，周宇驰并非林彪，他无法依靠专机逃离，只能费尽心思，利用欺诈手段，设法弄到一架直升机以图逃生。

原本，周宇驰已熟练掌握了“云雀”直升机的驾驶技能，然而，所有的“云雀”直升机均停放于西郊机场。他深知该机场已被接管，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正亲自坐镇指挥，因此他不敢贸然前往，转而心生一计，企图对空军沙河机场下手。

1966年岁末，林立果与叶群、林豆豆、吴法宪（图左一）共同留下了难忘的合影。

周宇驰凭借林彪的手令，成功骗取了编号为3685的直升机。

周宇驰心中浮现出直-5直升机的身影，同时想起了他的教员、副大队长陈士印。

1964年7月，陈士印毕业后被分配至专机师3团。在完成里-2飞机的全面技术训练后，他转至新成立的直升机团（4团），开始驾驶直升机。1967年5月，他赴法国深造“云雀”直升机的驾驶技艺。不久，他晋升为中队长，紧接着又迅速升至副大队长之位。当时，他年仅不足30岁，可谓是风华正茂，前程似锦。

13日凌晨一点多钟，陈士印正于西郊机场的军人招待所安详入睡。忽然，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将他唤醒，告知有电话需接听。陈士印仅着短裤便冲往值班室接话，电话那头传来的竟是周宇驰的声音。身为空军党办副主任，同时也是林立果的亲信，周宇驰自1971年4月起便开始学习驾驶直升机，而陈士印则是他的指导教官。

周宇驰询问：“这款直-5飞机的最大航程是多少？650公里是否足够？”

陈士印回应道：“若无副油箱，则不可行。通常情况下，直-5型飞机的航程仅为350公里，而若装备副油箱并加满燃油，其航程可延长至700公里。”

周宇驰言道：“待有要事降临，你便安守原地，我自会派遣于新野前来迎接你。”

“望遵照立果、宇驰同志所传达的命令执行。林彪，九月八日。”

在此之前，9月8日，林立果自北戴河返京途中，踏入西郊机场候机室的门槛，便将手中的手令呈递给了当时负责专机事务的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的胡萍审阅。胡萍，有幸成为首位目睹该手令的空军将领。

周宇驰面容严肃，对陈士印道：“此乃林副主席之令。吴法宪发动政变，我等被困于此，毛主席行踪未卜。当前局势紧迫，亟需速赴林副主席处汇报实情，还望你能同行一程。”

“这是林副主席的指示，你不可因畏惧风险而退缩。”

陈士印急忙辩解道：“我将寻觅一位技艺精湛的飞行员，以确保安全。”接着他又询问：“我们是否需要通知胡副参谋长（萍）？”

周宇驰紧迫地说：“目前他陷入了困境，我们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我们必须立即出发，抵达沙河机场后，切记不要向他人透露行踪，务必抓紧时间找到那位飞行员。”

陈士印猛然忆及自己的航行资料存放在西郊机场的飞机上，随即向周宇驰询问：“我没有携带飞行资料，该如何是好？”

周宇驰轻描淡写地回应道：“不必在意，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陈士印闻言，便不再多言。

凌晨一点四十分左右，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与陈士印一同乘坐小汽车，从空军学院启程，车辆如同闪电一般疾驰，径直前往沙河机场。

抵达沙河机场后，首先将车上携带的物品以及新野、李伟信一同搬运至3685号直升机旁的停机坪。随后，周宇驰与陈士印返回营房，以寻找所需人员。

陈士印抵达空勤楼，首先轻敲团长的家门。然而，因时值深夜，人们皆沉睡正酣，未能如愿而入。在周宇驰的敦促下，陈士印径直前往飞行员集体宿舍，黑暗中摸索着步入室内，将正在梦乡中的飞行员陈修文唤醒。陈修文身为4团3大队8中队的中队长，不仅才德兼备，而且与陈士印在直升机上共执行过多次关键专机任务，两人之间早已建立起深厚的了解与信任。

陈士印低声呼喊：“紧急任务，立刻起身！”陈修文立刻从床上跃起，紧随陈士印的脚步匆匆下楼，登上由周宇驰驾驶的车辆。“云雀”直升机隶属于7中队，而“直-5”直升机则归属于8中队。周宇驰正在学习驾驶“云雀”直升机，因此与陈修文的相遇在训练场上是常有之事。在车上，陈士印向陈修文引见了周宇驰。周宇驰点亮了车灯，让陈修文得以目睹林彪的手令，接着他严肃地说：“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务必严格保密。”

接着，周宇驰指示陈士印即刻寻觅3685号直升机的机械师。机械师在从睡梦中被唤醒，听闻有紧急任务后，立刻整装待发，一同匆匆下楼。他们发现陈修文已经坐在汽车内等候。周宇驰点亮车灯，并出示了林彪的手令，接着他言道：“我们即刻启程，执行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必须立刻起飞，请你尽快安排好相关事宜。”

周宇驰驾车将陈修文及机械师送至停机坪后，随即驾车与陈士印一同寻觅加油人员，为飞机补充燃料。因负责加油的战士已回家，连长亲自接替了值班任务。连长对周宇驰的身份颇为了解，他是“二号楼”的负责人，在周宇驰学习飞行期间，曾入住该楼。周宇驰巧妙地运用相同手段蒙蔽了连长，使其驾驶加油车为3685号直升机完成了加油工作。

在加油作业进行之际，周宇驰再度驾驶车辆，与陈士印一同前往沙河机场调度室，运用相似的伎俩，成功诱使调度室主任同意3685号直升机的顺利升空。

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周宇驰职位的显赫以及与部队的熟知度，加之团级大队领导的全程相伴。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周宇驰手中握有林彪亲自签署的“手令”，这把尚方宝剑赋予了他极大的权力。

周宇驰的种种欺诈伎俩接连得手。在13日凌晨3时15分，编号3685的直升机在深沉的夜幕中悄然升空。

周恩来明确下令：派遣歼击机进行拦截，若直升机无法被阻止，则务必予以击落。

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专机于13日凌晨1时50分，在穿越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时，越过国境。随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迅速发布了“禁航令”，亦称“禁空令”或“净空令”。

“自本日起，任何飞机未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鉴于战略考量）、周恩来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共同签署的指令，均不得擅自起飞。”

根据当时在空军指挥所值班参谋朱秉秀的详实记录，自1时56分起，直至大约2时20分，周恩来总理发布的政治局“禁航令”方才得以全面传达。受令范围涵盖各军区空军、民航局以及专机部队。

凌晨2点，吴法宪向专机师师长时念堂下达了“禁航令”。时念堂随即转达了这一命令，通知了胡萍、马兰藻（专机师的政委）以及龙振泉（专机师的参谋长）。

在凌晨2时25分，时念堂紧急召集作战科值班参谋，责令其向所属团部传达“禁航令”。然而，在传达过程中出现了疏漏：直至2时30分，仅有政委一人在直升机团听到了“禁航令”，而负责飞行的团长及沙河场站调度室对此一无所知。周宇驰在3时15分成功起飞，正是凭借着这个意外的空档侥幸得逞。

“3685无任务，扣车扣人！3685无任务，扣车扣人！”然而，一切已然为时过晚。

闻讯后，时念堂师长迅速步履如飞，直奔楼上的调度室。他手持话机，以简洁有力的语气下令，要求沙河机场向空中发射信号弹，以确保飞机顺利着陆。

绝对不允许任何飞机进入北京领空。他指示立即派出歼击机进行拦截，若拦截失败，则必须坚决将其击落！

3时40分，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派遣，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抵达空军司令部指挥所，迅速就位。他向北空领导传达了重要命令：总理明确指示，务必要将这架飞机拦截归队，若情势万不得已，则必须坚决予以击落！

随后，按照周恩来的派遣，驻守西郊机场指挥中心的周恩来警卫秘书杨德中亦向空军负责人转达了相同的命令。

于是，张家口北空航空兵部队的两架歼击机腾空而起。尽管地面雷达不断指引，塔台指挥员竭力调度，但歼击机始终未能锁定直升机目标，最终空手而归。

继此之后，遵化与杨村机场接连派出多批次歼击机升空执行拦截任务，然而均未锁定目标。

担负地面防空重任的北空高炮某师，接到击落直升机目标的紧急命令。在4时59分，雷达部队向指挥所传来报告：“目标”已进入炮团火力覆盖区域，标图版上随即显现出最佳的射击时机。师首长果断下达作战指令：“开始射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阵地上的火炮突然发生故障，指挥仪失去了引导能力，竟然未能发射出一发炮弹。至5时3分，“目标”成功飞离作战空域，脱离了火力网的束缚。

彼时的恶劣装备条件，正是“文革”时期军事训练受极左思想严重干扰破坏的铁证。然而，这场不幸的战役，反而无意中保留了关键的直升机罪证。设想，若256号三叉戟飞机坠毁，3685号直升机又遭击落，人证和物证尽皆消失，那么此事件的真相岂不是永成千古之谜？

周宇驰秘密训练驾驶直升机。

陈修文与陈士印配合无间，于空中与周宇驰展开激烈角逐。

3685号直升机因停放位置靠近跑道北端，故其起飞方向为北向。

陈修文安坐于左侧的正驾驶席，而陈士印则占据了右侧的副驾驶之位。在副驾驶席后方，特别增设了一个领航员座位，其高度比飞行员座椅高出半身，自有一番高屋建瓴之感。周宇驰便占据了这领航员的宝座，与飞行员一般，他也佩戴上了耳机。

陈修文操控的直升机率先起飞。在夜幕的笼罩下，机身高高升起，依照北京至山海关的预定航线，它缓缓攀升，随后右转，巧妙地融入了既定的航路。此刻，速度尚缓，转弯的半径亦相对较小。

在陈士印与陈修文的内心深处，他们深知此行北戴河乃是执行一项紧急任务，林彪的行踪众所周知，并非什么秘密。然而，对于周宇驰而言，尽管以欺诈之术取得一时之效，鉴于其已叛逃国外，他终究必须透露出航的意图。

“航向320度。”周宇驰下令。

“320度，这不可能！”陈士印质疑地看着周宇驰，随即对陈修文确认道：“应该是110度！”那是在沙河机场至北戴河航线上的首个转向点，陈士印对这一段路线了如指掌。

“三二零度！”周宇驰语气冷峻，语气中透露出十足的坚定，再次下达了指令。

陈修文目睹周宇驰与陈士印争执不休，不禁显得有些焦躁，紧接着问道：“你们俩究竟听谁的？”

陈士印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观点，质问道：“为何要飞行320度？这个时刻往张家口和包头方向飞有何意义？”

周宇驰意识到此刻再隐瞒下去已无可能，他所说的航向已引起众人的猜疑，遂毅然决然地坦言：“目的地是乌兰巴托。”

陈士印闻言一愣，答道：“我并无航行所需资料。”周宇驰则自信满满：“我有。”言罢，他从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掏出一张精确至二百万分之一的地图。陈士印接过地图，故意缓缓展开，他和陈修文两人都清晰地注意到地图上那条鲜明的红线——起点位于北京，终点则是苏联的伊尔库茨克，而乌兰巴托则位于其中。

乌兰巴托作为蒙古国的首都，彼时正面临中蒙、中苏关系的紧张时期，两国均处于对立态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前往乌兰巴托，难道……？

此刻，耳机中响起沙河机场的通信声，然而周宇驰果断地阻止了飞行员与地面进行联系。

陈修文与陈士印此刻均已洞悉了局势。两人无需言明，便默契地与周宇驰周旋于巧妙之中。飞行途中，陈修文与陈士印不时与周宇驰发生分歧。陈修文趁机按住发射按钮，声称“油料不足，需降落加油”，此言清晰可辨，张家口机场调度员亦耳闻。

陈修文急促地报告：“发现小型飞机进行拦截！”趁着周宇驰转身向外窥视之际，陈士印动作敏捷，迅速将操控飞机航向的罗盘上的着陆指示器反向旋转了180度，罗盘指针从原本的320度瞬间调整为140度，航向从西北转向东南。换言之，陈士印在罗盘上动了手脚，意图误导周宇驰。与此同时，他向陈修文打了个手势，示意其掉头并转弯。陈修文立刻领会了他的意图，采用平时少见的侧滑转弯技巧，即减少杆压，多运用舵，这种转弯方式飞机倾斜度小，不易被察觉。

尽管周宇驰并非全然门外汉，在短短三个月内，他参与了66个飞行日，75次起降，累计飞行184小时，已初步掌握了“云雀”直升机的驾驶要领，并在空中导航方面有所涉猎。与专业飞行员相比，他的技能和知识还只是浅尝辄止，但不久后，他已能发现其中的门道。周宇驰带着一丝严厉质问：“飞机怎么突然转弯？”陈修文则平静回应：“因外界有飞机拦截，我们必须灵活应对。”

4时16分，3685号直升机返航。紧接着，在4时50分，直升机抵达官厅水库的上空。不久，它穿越了八达岭，远方的北京市区灯火阑珊，闪烁不已。周宇驰顿时恍然大悟，愤怒地摘下头上的耳机，将其摔至一旁，痛骂上当，绝望地喊道：“你们骗了我！……今天我若不能幸存，你们也别想生还……若你们执意降落，我便开枪射杀你们……”言罢，他凶狠地掏出了手中的手枪。

3685号直升机的处境，与256号专机的状况截然有别。首先，机上并无身负党章重任、必须无条件遵从的“副统帅”。其次，驾驶室内的力量对比为二对一，周宇驰手中握有枪械，而陈修文和陈士印却仅凭空手。然而，开枪往往意味着双方同归于尽，除非万般无奈，周宇驰恐怕不会轻易采取这一极端行动。再者，双方均深知燃油即将耗尽，逃离国境已无可能。此时，双方所争斗的，便只剩下意志与胆识、心理素质以及命运的选择。

3685号直升机盘旋于西郊机场的上空，陈修文正操控着飞机准备降落。周宇驰情绪失控，狂乱地威胁着，拉动手中的枪栓，发出刺耳的声响，扬言若飞机强行着陆，他将与之同归于尽。就在飞机距离地面百多米之际，陈士印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毅然决然，强行操控飞机再次摇摆不定地拉起。

周宇驰将手枪紧贴陈修文的额头，咬牙切齿地怒吼：“飞往钓鱼台！”他意图在临终前掀起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进行一场困兽之斗。然而，陈修文岂能任由他这疯狂的行为得逞，于是他选择置之不理，驾驶直升机径直向北飞行。随着黎明的到来，当飞机抵达怀柔县沙峪公社的上空时，陈修文挑选了一片河滩，盘旋了两周，旨在耗尽航油，并吸引更多民众的注意。

至此，周宇驰的逃亡阴谋已宣告彻底破产！

陈修文遇害，周宇驰、于新野自杀谢罪。

沿途，陈修文逐渐揭开了周宇驰的叛徒面目和罪恶图谋，胸中涌动着无法平息的怒火。他已铁心决意，誓与劫机恶徒展开一场生死较量！

直升机绕行两周后缓缓降落，距地面仅剩30米的距离。陈修文稳握操纵杆，迅速拉动座椅下方的防火装置，果断地切断了燃油供应。此种关机方式不仅能在飞机着陆时有效避免火灾的发生，更是在地面设备缺失的情况下，确保了飞机无法再次起飞。

飞机突然在空中紧急迫降。陈修文迅速扭头，向陈士印投去一个警告的眼神，随即转身，双手如铁钳般猛地伸向周宇驰，犹如饿虎下山般凶猛地扑去。他决心制服这个凶狠的劫机犯！周宇驰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惊得目瞪口呆。他惊恐地尖叫，颤抖着扣动手枪扳机。子弹穿过了陈修文的胸膛，他缓缓地倒下。尽管周宇驰枪杀了陈修文，但他自己也无力地瘫倒在驾驶舱中。陈士印立刻操控飞机安全降落。

晨曦初露，时针指向6时40分左右。

于新野与李伟信急忙从飞机后部跳下。李伟信立刻发现前舱的飞行员头部触地，头颅垂在挡风玻璃上。于新野落地后，愤怒地朝驾驶舱射击，子弹擦过陈士印腰部，穿透了他的两层衣服，留下四个弹孔。陈士印假装昏迷，脸部沾染了血迹。事实上，这一枪击中了周宇驰的左手腕。周宇驰忍受剧痛，骂道：“怎么乱开枪，打中我了。”周宇驰血迹斑斑地从飞机中爬出，对着于新野和李伟信咆哮：“那飞行员故意弄坏罗盘，其实我们离北京不远，我已经把他干掉了！”

三人不及多想，急匆匆地撤离飞机，慌乱中寻路逃逸，最终躲进了一片玉米田。然而，此时天色已大亮，四周响起民兵与民众高呼“捉拿特务”的呐喊声。他们瞬间被围困。

周宇驰语气悲切地宣告：“看来我们无法脱身，今日恐怕将命丧于此！”他猛地抽出林彪的手令，毅然将其撕得粉碎，掷于地面。于新野亦然，取出林彪致黄永胜的书信，同样将其撕成碎片。周宇驰长叹一声，沉声道：“生死有二，若你们心生畏惧，我便先了结你们，再自行赴死；若你们无所畏惧，那就各自了断吧！”

在短暂的沉寂之后，于新野沉声道：“那便由我引吭高呼，你听我一、二、三，我们便同时扣动扳机。”李伟无奈地应道：“好吧，看来我注定得走上这条路。”

周宇驰微微颔首。三人随之就地而坐，手持手枪，对准了各自的太阳穴。周宇驰声音微弱地喊道：“一、二、三！”

三声枪响，划破长空。周宇驰、于新野相继以生命为代价，结束了自己的故事。李伟信紧闭双眼，随之向苍穹开出一枪。

现场，北京卫戍区与空军对峙

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指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以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负责处理3685号直升机的相关事件。在9月12日毛泽东重返北京并抵达丰台时，他于专列上召集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等人进行谈话，并对吴德称赞道：“吴德有德”，对吴忠赞誉有加：“吴忠有忠”。

9月13日凌晨，未至六时，吴忠紧急联络卫戍区第三师的师长张良友，告知怀柔北部山区即将有一架空军直升机进行迫降，要求他即刻派遣人员前往处理。然而，关于具体的迫降位置，吴忠并未详细说明，亦对自己的信息并不完全确信。张师长随即派遣副师长胡世寿率领队伍赶往现场，并明确指示：若机上人员幸存，务必确保其安全，不得让其丧命；若不幸遇难，则需妥善照料。对于直升机上的物品，包括文件和武器等，必须严格看管，绝不允许被空军擅自带走。张师长的这些指示，无疑体现了吴忠司令员的意图。

接到命令后，胡世寿副师长立即叫人通知就近的7团派一个武装连，紧急到怀柔北部山区去。他和司令部坦克科参谋杨景庭，则乘一辆嘎斯69汽车紧急赶去。

抵达直升机迫降地点后，他们发现飞机恰巧降落在了时令河的河岸上。这里是一片被群山环绕的小盆地。由于7团的武装连尚未抵达，现场充斥着民兵和当地居民，人潮涌动。他们走近直升机，只见一名飞行员（陈修文）斜倚在驾驶舱中，接着在附近的玉米地里，他们发现了两具尸体（周宇驰、于新野）。胡世寿询问现场村干部是否还有幸存者，众人纷纷回答：“有两个人还活着，一个逃往了沙峪，另一个则逃向了渤海所（一个知名的大村庄）。”胡世寿将现场交由民兵负责看守，并部署部队封锁两条公路，以防止空军前来抢夺人员和武器，随后他急忙赶往渤海所。

约莫在九点钟，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员李刚抵达渤海所。在简要听取现场情况汇报后，他立刻下达指令，要求开架指挥所迅速与人民大会堂设立电话专线，确保吴忠司令员的来电能够无阻碍地畅通无阻。

此刻，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徐海涛抵达现场。他此行是受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的派遣，旨在了解具体情况。胡世寿遵照吴忠的指示，向他解释道：“我们主要负责看管囚犯和守护现场，并无审讯囚犯的权限。目前并无特殊情况向您汇报。您若想观察，请保持200米的距离，仅可远观，不得进入现场。”徐部长观察了现场周边环境后，便提出要返回。胡世寿便指派副连长李友清将他送至团部休息，并嘱咐团长要给予热情接待，实则是在对他进行“软禁”。毕竟在当时的复杂形势下，难以辨识徐部长的真实身份。

与此同时，沙河机场空军警卫连连长率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抵达，声称要调查直升机的事故情况。鉴于直升机属于空军，且位于沙河机场，无论是机场、专机师还是空军司令部，亲自到场了解情况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胡世寿凭借手中“尚方宝剑”的权力，并未同意他们的请求。他询问连长是否了解事故详情，连长表示不知情。胡世寿指出三点：一是连长对事故一无所知；二是该区域属于北京卫戍区的管辖范围，友邻部队需事先联系或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才能进入；三是他们的突然到访不符合规定，需等待他汇报后再作决定。随后，他要求空军士兵放下武器，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等同于进行了缴械。就在这时，7团卫生队的一名军医带领救护车赶到现场。胡世寿指示这名军医将空军士兵送至7团营房，安排他们休息和用餐，实则是对他们进行了“软禁”。

大约在11点钟，空军驻怀柔的某地空导弹部队政委，携同陈参谋长一同抵达，意图进入现场。然而，胡世寿对其进行了劝阻。双方僵持了约20分钟后，人民大会堂传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现场事宜交由北京卫戍区负责处理，要求两位官员返回工作岗位。

对峙结束。

现场情况　

胡世寿见到尚存生机的李伟信与陈士印，便轻声询问了几句。李伟信透露，吴法宪企图发动政变，林彪等人已前往乌兰巴托寻求援助。胡世寿听闻此言，不禁惊愕，心中疑虑重重。然而，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绝非仅仅是飞行事故那么简单，遂即刻命令李伟信停止散布“毒素”。

9月13日午前11时左右，我方刚刚完成传达周恩来同志关于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某师政委、参谋长返岗工作的命令，并目送他们离去，北京人民大会堂随即传来新的指令：指派两位能力出众的干部，负责将两名尚在世的犯人——李伟信与陈士印，安全押送至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并直接交付给司令员吴忠将军及政治委员杨俊生将军。

此次押送任务由卫戍区第七团的团长张前进和怀柔县武装部部长朱兆林共同负责。胡世寿郑重强调：“务必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途中严禁停车，绝不允许空军将其人质夺走；其次，必须确保押送全程的安全，若罪犯试图逃脱，可对其腿部实施必要措施，但绝对禁止致命伤害，务必将生还者安全送达卫戍区；最后，完成任务后，你们应即刻返回部队，接管部队事务，并做好相应的战备工作。”

在午后三点至四点间，北京人民大会堂再次发布命令：当日夜间，需将三名遇难者的遗体送往警卫第二师的医院太平间。据此，胡世寿下令，派遣9连连长李金虎登上直升机，将陈修文的遗体自驾驶舱移出；接着，他对机舱内的文件、武器进行了仔细的清点，发现共有三把冲锋枪、两把手枪，以及若干子弹。此外，还发现了一个装满机密文件和军事地图的大皮箱，其中地图详细标注了全国军队的部署情况。完成清点后，胡世寿与5连的战士们一同清理了现场，并在不远处的一片玉米地里找到了散落的纸片，这些纸片是用红铅笔在白纸上书写的。他们将这些纸片一一捡起，用信封装好，并一同呈递给了卫戍区的领导。

“我未曾听闻有名为‘永生’的人。”周恩来总理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疑点人物的判断，指示吴忠重新对现场进行细致搜寻。第二天，即9月14日上午，胡世寿带领5连1排再次前往现场。不幸的是，13日夜间的降雨使得寻找工作变得更加艰难。然而，战士们以拉网式方法反复搜寻，最终在泥泞中找到了一小块湿纸片，上面清晰地印有一个“月”字。通过仔细拼接，这封信竟然是林彪亲笔写给黄永胜的。

正是在北京卫戍区的审讯过程中，李伟信坦白了有关《“五七一”工程纪要》的相关情况。

事件结局

周宇驰、于新野自杀现场再谈。

李伟信在开枪之后，心有余悸，意识到自己已深陷重重包围，仿佛身处牢笼，无法脱身。于是，他匆忙赶到邻近的村落，找到了村干部，并拨通了电话，坦白了自己的罪行。他携带着手枪前往村干部处，却在投案自首的过程中被民兵缴械。随后，他被严密看管，并被送往北京卫戍区接受进一步的处置。

随后，李伟信的名字出现在中央颁布的57号文件中，文中提及他“已被活捉”。然而，李伟信本人始终否认“被活捉”的说法，他坚称自己系“投案自首”，以期获得从宽处理。在后续的“两案”审判过程中，他的这一辩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并在量刑时给予了充分的考虑。最终，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3年。

陈士印装作失去知觉躺倒在地，周宇驰因误伤了他的左手腕而怒不可遏，心急如焚地试图逃离现场。在他和于新野相继自杀之后，民兵们包围了直升机。一位民兵副营长小心翼翼地搀扶着几乎瘫痪的陈士印，将他背到了生产大队部。陈士印立刻拨通了正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胡萍的电话，向他报告了两个紧急情况：周宇驰企图劫持飞机叛逃，陈修文不幸遇害；飞机被迫降在怀柔县沙峪公社，请求他立即派遣人员处理此事。陈士印在大队部焦急地等待，直到临近中午，卫戍区的部队才用汽车将他接走。

陈士印历经了长达七年的审查，其间一度被监禁于秦城监狱。他总共被拘禁了十年，多次撰写交代材料，始终在等待组织的最终结论。“九一三”事件爆发不久，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政委纪登奎曾与他进行谈话，称赞道：“小陈，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成功地将飞机安全带回，不仅保住了飞机，还收集了大量重要证据，将来你回国后还需继续履行飞行任务。”然而，纪登奎的这番话并未得到实际执行。

随后，陈士印因专机师的身份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1981年12月，他接受了组织的安排，转而投身于沈阳家乡的一家机床厂，从事工作。此后，他凭借不懈努力，逐步晋升为工程师，直至达到退休年龄，光荣退休。

飞行员陈修文凭借其勇敢与智慧，成功挫败了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的逃亡阴谋，其英勇事迹广为传扬。1978年12月，中央军委授予他“忠诚战士”的光荣称号。同月7日，空军领导机关在北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命名大会，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员张廷发亲自宣读了中央军委的命令。自此，陈修文的名字响亮地镌刻在了人民空军的英雄名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