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著作，凝聚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至今仍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并在世界各地享有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力。

写作以解重大问题

毛泽东向来鄙弃空洞无物、矫揉造作的文风，亦深恶痛绝那些生搬硬套马列经典，用以哗众取宠的教条主义者。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他形象地比喻此类文章为“懒婆娘的裹脚布”，既臭又冗长。毛泽东本人写作严谨，从不随意挥毫，他的文章总是在面对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经验的总结，深思熟虑后方才落笔。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余部抵达井冈山，历经艰难困苦，成功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并在周边地区陆续建立起革命政权。在此基础上，他结合自身经验，初步勾勒出共产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城市的战略构想。为了使这一思路更为清晰，并让中共中央深入理解他在革命实践中的领导经验，他着手撰写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两部著作。《井冈山的斗争》原为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报告，该报告立足于实际情况，详尽分析了湘赣边界的割据现状、八月失败的教训、军事、土地、政权、党的组织以及革命性质等问题。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从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阐述创建农村根据地、坚持农村武装斗争，将广大农村建设为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革命的一条新道路，与俄国十月革命迥异，是毛泽东阐述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思想的重要文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做出了重大发展。《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则是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的一部分，原名《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在文中，毛泽东在前一段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剖析，并将目光扩展至全国范围，论述了在中国农村广泛建立革命政权的可能性。毛泽东的这两部著作，均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而作，它们源于实践，是对自1927年8月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

自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携手共抗外敌。国民党方面召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那些受过西方教育、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将领们，虽在个别战役中展现出一定的规划和军事策略，却无人提出全面抗日战争的战略构想，蒋介石本人亦未曾深思此问题。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中国抗日战争的这一重大短板，通过对全国抗战形势的深入剖析和对世界局势的精准洞察，撰写了《论持久战》这一里程碑式的著作。该著作原为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并于同年7月首次出版。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以客观、全面的视角，对中日战争双方的基本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比较，论述了诸多重要观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阐释了抗日战争为何是持久战，以及最终胜利为何属于中国，并阐明了依据所在。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的抗日战争正是依照《论持久战》中提出的战略预判稳步推进。在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由此可见，《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改造圆满结束之际，中国共产党遭遇了一项关键挑战：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新秩序？当时，党内高级领导层中，许多人对这一议题缺乏深思熟虑，普遍认为只需模仿苏联模式即可。然而，毛泽东对此问题高度重视，他强调必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妥善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并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路径。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揭露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引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震荡，同时也揭露了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不足与错误。这些问题促使毛泽东深入思考，寻求避免重蹈苏联覆辙的方法，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调查。此外，他还到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基于这些调研成果，他撰写了《论十大关系》。该著作明确了将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动员起来，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方针；文章提出的十个问题，是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并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初步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新方针，成为开创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里程碑之作。

显而易见，毛泽东同志总是致力于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关键问题，进而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与深思熟虑，着手撰写其著作。这些作品不仅内容丰富，更为关键的是，它们是为我党应对重大挑战而创作，能够提出创新思想，引领正确方向，有效解决重大难题。

严谨求实

毛泽东对所创作的著作追求极为严苛。其治学态度，可用“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八字予以总结。

“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最后，他阐述了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无论能力大小，拥有这种精神的人，便是一位高尚、纯粹、有道德、摒弃低俗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文章结构严密，各句、各段之间逻辑紧密相连，这种逻辑关系自然流畅，全文无一句虚言、套话。时至今日，此文仍对共产党员具有教育意义，并成为写作的典范。

毛泽东以严谨的求实态度投身于著作的撰写。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源于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1930年5月，毛泽东亲赴寻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所著的《寻乌调查》便洋洋洒洒达八万余言。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追求真理、虚心学习的精神风貌。在著作中，毛泽东坚持从事物的本质出发，如实记录情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寻乌的地理、交通、经济、政治以及各阶级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毛泽东曾自评，他的调查研究，以寻乌调查为“最大规模”。《寻乌调查》亦成为运用辩证分析手段，从事物联系中把握事实，对调查资料进行严谨检验、甄别真伪、力求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典范之作。其中蕴含的坚持正确理论指导、将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有机结合、主题明确且预先制定调查提纲、在调查过程中注重提出与解决问题，同时致力于理论提升，以小学生般谦逊的态度向群众实践学习的调查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极高的学习价值。

毛泽东对个人著作追求至善至美。对于所撰写的文章、报告、指示、命令及讲话稿，他总是精益求精，反复推敲，不急于公之于众。相反，他会广征博引，听取众多同志的意见。直至自认为文稿完善，且其他同志亦感满意，同时革命与建设事业亦迫切需要之时，他才决定公开发表。

1938年，毛泽东于延安的窑洞中挥笔著就了《论持久战》这一篇光辉著作。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自毛泽东在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的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其演讲稿便初具雏形。在抗日战争迫切需要这部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著作之际，毛泽东却对之作出了多次精心修订。在吸纳党内同志的意见后，他又对文稿进行了补充与完善，直至1938年7月，耗时近两个月，方才定稿问世。在第二版发行之前，他又对个别内容进行了增补。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此著作收录至《毛泽东选集》。在收入此书之前，毛泽东对其进行了多轮细致的审阅，并对一些过往的表达方式和文字措辞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推敲，力求使之符合新中国人民的阅读习惯，最终定稿出版。

（一）为支援朝鲜人民解放战争，抵御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侵略，捍卫朝鲜、中国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同志并肩作战，力求取得辉煌胜利。（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抵达朝鲜后，必须向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以及其他民主党派，以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达友好与敬意，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确保完成任务的重要政治保障。（三）要充分预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必然面临的挑战，并准备以满腔热情、英勇无畏、细致入微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当前国际和国内形势对我方有利，对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定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与侵略者作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尽管全文仅有百余字，但从现存毛泽东手迹可见，他对这百余字的命令进行了反复推敲和认真修改。经他反复修订的命令稿，字字珠玑，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任何著作、文件、命令、指示都力求精益求精的态度。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合作化运动过程中，撰写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详细记载了他对该著作的反复修订与补充过程。毛泽东不仅亲自进行修改，还让秘书协助，并对秘书所修订的稿件进行了仔细审阅，多次提出修改建议。在完成修改稿后，他致信在京的10位中央政治局委员、8位副秘书长以及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等人，恳请他们“收阅后，即刻提出修改意见”，并要求及时反馈。信中，他还向将原稿的第二、三节合并为第二节；增设了阐述工农联盟问题的第九节；在第二节中，将“落后乡除外”修改为“部分边疆地区除外”；在第三节中删减了部分关于河北省的例子；在第五节中，对讨论社员成分问题的开头几行以及关于地主富农能否入社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删除了第十节中关于地富入社的数句；在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中也进行了一些修订。在第三节的第二行、第四节的第二行及第十三行，都强调了注重质量的重要性；在第八节的“第三”中，加入了停顿、间歇的含义，并强调了及时批评的必要性。毛泽东汇聚了众人的意见，对该著作进行了两次细致的修改，最终定稿并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从他对著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和细致入微的修改过程，足以看出毛泽东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

《毛泽东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手稿。

“《论十大关系》的正确与否，至少需观察五年。”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期间，期望中央能够发布《论十大关系》。同年7月13日，邓小平将整理好的稿件及公开出版的请示报告提交给毛泽东，建议尽快定稿并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习理论的重要文献。然而，毛泽东在批示中仅同意印发政治局成员阅读，并建议“暂时不宜公开”，“不予以报道，待将来编入选集时再行公开”。

发现创新

1964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探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辩证法时曾言：“人类历史，正是不断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演进历程，这一历史进程永无止境。”因此，他强调：“人类必须持续总结经验，不断发现新知，进行创新，以实现不断进步。停滞不前、悲观消极、无所作为以及骄傲自满的观点，皆属谬误。”在对待自己的著作上，毛泽东亦秉持着不断发现、创新、创造和前进的原则。

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

“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必须创造新的理论，撰写新的著作，培育自己的理论家，以服务于当下的政治需求，仅凭先辈的遗产是远远不够的。”他还进一步指出：“如今，我们已步入社会主义时代，面临诸多新问题。若仅依赖《实践论》和《矛盾论》，而不适应新的需求，不创作新的著作，构建新的理论，亦是行不通的。”（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议题，马克思未曾涉及，恩格斯未曾论及，列宁亦未曾探讨。即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亦未曾有过相关论述。然而，毛泽东同志基于对苏联及东欧国家政治局势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对中国政治局势的精准剖析，进行了理论上的创新，首次提出了人民内部存在矛盾的观点。他不仅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进行了科学阐释，还详细论述了处理此类矛盾的方法论，进而创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著作。毛泽东同志以非凡的创新精神，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1957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迅速在国内外激起了强烈反响。

“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请直接动笔修改。”这充分体现了他对此次创新的高度重视，以及他集思广益的决心。在集思广益的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推敲和修改，直至同年6月1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著作最终定稿，并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这是一个总题目，虽然也要涉及敌我矛盾，但重点在于探讨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该书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并为妥善解决我国各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指导。书中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基本原则，以及在各领域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