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山河哀鸣，天地同悲。当无线电波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离世消息传递至全球，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某养老院里，突然涌入了众多记者。他们纷纷前来采访一位独居在此的老人。这位老人正是张国焘。面对镁光灯的闪烁，当被问及对毛泽东逝世的感受时，张国焘虽无奈，却以略显“豪迈”的语气回应道：“我们的时代已经远去。”

身为一位流离失所的异乡客，且是毛泽东的败北对手，张国焘究竟从何而来这样的自信，认为自己能与毛泽东共享这个时代呢？或许，在他心底，他坚信自己理应是这场中国革命史诗的主角！然而，历史却另有安排。

张国焘，号恺荫，亦称特立，于1897年11月26日在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金山镇山明村的一个显赫家族中诞生。其父张鹏霄，浙江法政学校毕业，曾两次任职象山县知事，积累了占地26亩、建筑面积达6800平方米的豪华庄园，内有108间房屋、48条弄堂和48个院落，同时经营自己的钱庄。相比之下，毛泽东则是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位不出名的农民之子。他家世代勤劳务实，勉强拥有15亩土地，每年收获60石谷物，居住的土坯房亦是与他人共用，勉强维持温饱，未能达到小康水平。这样的起跑点差异，从一开始便让张国焘与毛泽东站在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上。

在放牛耕作的空闲时光，毛泽东借助《西游记》、《三侠五义》等通俗文学，塑造了自己早期的世界观。随后，他主要依靠自学，最终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取得了他人生中最高的学历。相较之下，张国焘的经历则有所不同。除了幼年短暂就读私塾，他接受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新式教育。1916年10月，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次年又升入本科学习。然而，他并未完成本科学业，便投身于职业革命的道路。

张国焘与毛泽东，均具备鲜明的反叛气质。尽管两人均为家中的长兄，在弟妹面前充当着“楷模”的角色，并均承受着父亲基于个人期望的“塑造”，然而，他们对父亲的教育手段均持有不满。毛泽东的父亲较为务实，对于毛泽东沉迷于读书的行为颇感不悦，认为那是一种“虚浮”的爱好，因此时常责备他“懒惰”、“无用”，甚至进行羞辱和殴打。尽管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毛泽东心中愤怒难平，却不敢公然反抗，只能采取隐忍的态度，最为激烈的一次抗争，也不过是以“跳池塘”的威胁示警。相较之下，张国焘因家境优渥，又接受了所谓“人人平等”的西方教育，他的胆量显然远超毛泽东，敢于对“三纲五常”发出挑战。曾有一回，当父亲张鹏霄听闻儿子张国焘在北大参与进步学生运动的消息后，急忙前来劝诫，然而话未说完，张国焘便猛地一拍桌案，起身直呼父亲之名，高喊“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一举动，换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自此，父子二人断绝了关系，直至终老未再相见。

然而，原本分属不同轨线的两列火车，最终驶抵了同一座站台，那便是闻名遐迩的北京大学。

1919年，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第一次来到了北京。为了缓解“窿然高炕，大被同眠”的生存压力，毛泽东在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的介绍下，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份月薪8元的差事，其任务就是负责新到报刊和读者姓名的登记。不仅没有"技术含量"，而且地位很低下，但毛泽东却仍然一丝不苟，乐此不彼。这不仅是毛泽东踏实的性格使然，也是因为能借此和李大钊等 "大V"近距离接触，并能到课堂和充斥着众多新思想的"沙龙"旁听而吸引了他。毛泽东在北大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对其思想影响至深，许多在湖南时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受到这里的“大师”们的启发后，终于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1949年，毛泽东在从西柏坡到北京的路上，除了说过"赶考"的名言外，还说：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来到北京后，"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对于张国焘来说，北京大学不过是人生旅程中的一个短暂停留，亦或是一个攀登的起点。他精通英语，对俄语也了如指掌，辩才无碍，成为了一位声名显赫的学生领袖。即便在人才荟萃的北大，他亦能脱颖而出，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一职。他常组织学生到人潮涌动的工厂、农村、车站、学校等地进行演讲，散发和张贴标语，倡导抵制日货，揭露北京政府的错误行径和亲日派的行为。他被视为李大钊的得力门生和主要助手，参与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与活动。张国焘对此并无隐瞒，公开承认李大钊是他精神上的导师。然而，谁又能料到，1924年5月，在遭到北洋军阀逮捕后，新婚不久的张国焘竟立即背叛，供出了当时北京的全体党员和全国铁路系统的党员！他所供出的首位，便是他自称的“恩师”李大钊！这一举动，为李大钊两年后遭遇张作霖的绞刑埋下了悲剧的伏笔。北京的和平解放，保存了有关张国焘被捕后行径的完整档案，但即便如此，在晚年回忆录中，张国焘仍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在狱中顽强斗争、坚贞不屈的“勇士”！由此可见，张国焘不仅虚荣心极强，而且擅长编造谎言。

五四运动中，张国焘的风采尤为耀眼。每场游行，他总是身先士卒，因而成为了首批被捕的学生领袖。然而，在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久便释放了这些被捕的学生领袖。当张国焘重获自由的那天，众多学生涌至北京大学门口，热烈地迎接他的归来。张国焘神采奕奕，毫无羞涩地昂首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不断地向两旁的同学挥手致意，宛如一位凯旋的英雄。这一幕充分展现了他“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以及他热衷于抛头露面的个性。

有一天，张国焘在李大钊家里碰见了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伸出双手迎上去自我介绍说："我是湖南毛润之。"可张国焘却只是向毛泽东轻轻地点点头，便旁若无人地继续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事实上，张国焘此前是认识毛泽东的，他经常出入北大图书馆，每次都会在毛泽东递过来的登记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只是没有交谈过。倒也是，浑身上下都罩着耀眼的光环，充满着优越感的张国焘，怎么会把一个"小伙计"放在眼里？

逾二十载，毛泽东于陕北向美国记者斯诺吐露："他们（张国焘）对我的出身颇感轻视，将我视为一个乡野村夫。"晚年，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对那段岁月的毛泽东及中共早期党员刘仁静亦流露出轻蔑，认为他们不过是“激进”思想的拥趸。由此可见，这两位人物给彼此留下的初始印象均不尽人意。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李大钊、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了巨大作用。但遗憾的是，党的"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刚刚担任了广东政府的教育厅长，公务正忙，而李大钊也正在替北大教师讨薪，所以，他们都没有亲自出席党的"一大"。于是，历史再一次眷顾了张国焘。由于张国焘自称代表李大钊，又有捐出家里寄来的全年生活费在北京长辛店开办工人夜校，开展工人运动的"业绩"，便被大家推举成为党的"一大"的主持人，亲口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这是何等的殊荣！"一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三人团，相当于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任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于1921年8月11日在上海成立，张国焘又被选为首任总干事。此后，张国焘更是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一直处在党中央核心地位。而毛泽东则只是"一大"的书记，即记录员。据一些代表回忆，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非常低调，很少发言，更多的是用仰慕的神情，专注地倾听别人的高谈阔论。所以，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太深刻。会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都放在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发展上，干的就是湖南省委书记的活。后来，毛泽东除了在1923年党的"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了中央局的会计，短暂地"超越"了张国焘一阵子外，总体而言，在建党初期，张国焘一直都是我党的重要领导成员，处于比较核心的地位，其地位在毛泽东之上。

张国焘少年成名，才华横溢，却因心胸狭隘，性格偏执，导致野心不断膨胀，无法正确面对逆境与挑战，最终走上了背离革命的道路。相较之下，毛泽东虽出身平凡，起步不快，却始终坚守初心，步步为营，坚韧不拔，终登天安门城楼，成为历史重大事件的宣告者。

遵义会议落幕，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重兵围困，毛泽东巧妙运用“走”的策略，通过“四渡赤水”的战术，成功率领红军突破包围，继而又勇夺泸定桥、突破乌江，翻越了险峻的夹金山……终于在1935年6月，在懋功（今属四川小金县）与前来接应的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这一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们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不日，张国焘便依仗兵力雄厚，公然与中央抗衡，在部队究竟是继续北上还是转向南下的战略选择上，与中央产生了激烈的分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坚信，懋功周边的川康甘青新等地在经济、民情、人口及自然条件等方面均不适宜建立根据地，红军唯有置身于更为广阔的空间，方能实现充分的发展。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民族矛盾必将跃升为主要矛盾，北方必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革命的核心区域。加之，地理位置靠近苏联，便于获得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红军主力理应北上、东进，前往川陕甘一带开拓新的根据地。然而，张国焘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坚决主张南下、西撤。他辩称，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导致中国革命的两块主要根据地相继失落，革命进入低谷，因此在战略上应采取退却或守势。据此，他主张红军应立即南下川西南，以获取粮食和补给。

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来，张国焘就被一股悲观情绪包裹着，认为中央苏区的丢失，意味着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时期，担心蒋介石占领了中央苏区后，就会重兵围剿自己领导的川陕革命根据地，一直有“与其将来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的念头。所以，接到中央在遵义会议后发来的要求四方面军“集中红军主力向西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的电报后，张国焘立即“顺势”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带着所有部队，5个军，8万人和全部家当渡过了嘉陵江。张国焘的“逃避”心态，决定了他在战略思想上必然带有右倾逃跑倾向。第二，张国焘从苏联回国后，直接就到了鄂豫皖根据地，对把鄂豫皖根据地建设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做出了比较大贡献。但是，由于长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工作，再加上性格的缺陷，张国焘身上有很强的“自己就是党”，“老子就是组织”的“土皇帝”思想，更何况，他自恃自己资格老，对当今政治局的几个常委，一个也看不起。这决定了他在两军会师后，和其它领导打交道时存在着比较傲慢的态度。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说，她曾亲耳听见张国焘对着毛泽东大吼：“我是来听你的指挥吗？”短短的一句话，清晰地勾画出张国焘“不服气”的内心世界。所以，当张国焘最初以为红军大约有三十万之众时，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热情的，提供了很多粮草、弹药，让中央红军非常感动。可当他得知中央红军的实际情况，看到衣衫褴褛，人疲马乏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后，态度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认为四方面军的兵力、武器都远超一方面军，相应地就应该“凭实力说话”，由自己在会师后的队伍里起主导作用。显然，张国焘与中央的分歧，不仅仅是战略发展方向的“技术问题”，还有深层次“谁指挥谁”的问题在里面。所以，正如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根本别指望张国焘会改弦易张！因为，他要的是“话语权”、“决定权”！7月18日，陈昌浩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得很明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中政局决定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为确保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与一致，毛泽东与张闻天商议后，对张国焘作出了重大让步。不仅将他增选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亦将陈昌浩增选为常委，还将周恩来长期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交由他接任……然而，张国焘依旧不满足。直至中央发布明确通令，宣布将两个方面军混编，并规定“所有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后，张国焘方才勉力同意北上。然而，不久后，张国焘再次停下脚步，声称需解决组织问题，并提议将一批四方面军的干部提升至红军领导机构。无奈之下，为了团结张国焘，争取广大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支持，中央只得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仅有八人，但张国焘却在会议上提出，要增补九名同志进入政治局，显然意图改变政治局的结构。最终，中央仅同意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两位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此，张国焘自然不悦，返回毛儿盖后再次停步，拒绝继续北上。

获悉张国焘意图以武力解决分歧，毛泽东无奈只得率领右路军独自北上。此举激怒了张国焘，他随即带领部队南下入川康地区，于卓木碉宣告另立“中央”，并狂妄地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党籍。为了教育、挽救张国焘，并保留左路军这支革命武装，毛泽东想方设法。他既严厉指出了张国焘不遵从中央命令的错误，又巧妙运用“等待”策略，引导张国焘自我觉醒，主动撤销第二中央，回归正道。即便在穿越草地的艰苦环境中，毛泽东依旧不断向张国焘发送电报，进行劝慰。直至张国焘最终返回陕北，中央发往他的电报已堆积如山。然而，张国焘却置若罔闻。直至共产国际的介入，以及张国焘在康藏地区的困境，他才于1936年6月被迫取消所谓的“中央”，同意北上。然而，当他终于抵达陕北保安时，原本八万余人的四方面军，竟然仅剩万余人。

如果张国焘此时能稍稍自我反思一下，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仍然会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这张国焘偏偏"一条道走到黑"，要么不承认错误，要么朝承认，夕反悔，不停地"变脸"。为此，毛泽东以请吃饭的名义和他谈了好几次，可都没见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无奈地甩着头，苦笑着对大家说："对这个张国焘，我是软的硬的办法都用了，这个人是软的硬的都不吃，我拿他怎么办好？怎么才能使这块顽石点头呢？"

这块顽石始终没有点头。1938年4月3日，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到黄陵县祭拜黄帝。祭祀完毕后，本该返回延安的张国焘突然以要到西安找林伯渠谈事为由，钻进国民党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的车，跑到西安投奔了国民党。张国焘离开时，连警卫员都没有跟他走，可见，他是多么的"孤家寡人"。张国焘虽然不仁，毛泽东却以义待之，让人把张国焘的儿子和已有6个月身孕的妻子杨子烈，以及杨子烈的妹妹一起送到了西安，让他们团聚。临行前，毛泽东托杨子烈转告张国焘：欢迎随时回来，我们是"多年生死之交，希望彼此留有余地"。

起初，张国焘加入国民党时，蒋介石对其抱以极大期望，一度将其视为对共产党根据地的重要打击。他命令军统部门对张国焘给予优待，让他入住豪华住宅，并配备了警卫团队。然而，张国焘并未能如蒋介石所愿，他在中共内部的策反活动成效甚微。随着他失去利用价值，人们对他日渐冷漠。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对叛徒的鄙夷，关于他的流言蜚语不断传播。这些使得张国焘感到难以忍受，一怒之下，他前往上海创办了《创进》周刊，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为蒋介石服务，同时也为自己寻求一条出路。

上海解放前夕，张国焘又逃到了了台湾。张国焘原以为到了台湾后，处境会好一些，因为，自己毕竟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事实上，他更感失落。国民党败逃台湾之初，人人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解放军在那一天的清晨就打了过来，谁还会想到张国焘？就连张国焘的住所，也因为"国家利益"而被征用为"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张国焘气愤难平，把官司打到了行政院，虽然行政院的态度蛮好，但房子该征用还是照样征用。张国焘一气之下，又跑到了香港。此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张国焘先是凭借自己的名声和文字功底，写一些关于朝鲜战争的分析评论文章，在香港的报刊媒体上挣点"稀饭钱"，后又投机心切，拿出自己压箱底的5000美金去"炒黄金"，没想到，黄金大跌，等他"割肉"出手后，只剩下了2000美金。从此，张国焘"创业"之心荡然无存，就靠给美国媒体披露一些中共内幕换一些钱聊生。

新中国的辉煌成就令四海之内华夏儿女自豪不已，亦令曾失足的张国焘心生悔意。他通过多种途径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渴望重返祖国的强烈愿望。我国大陆方面热切欢迎张国焘归来，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要求，即他需对过去的“背叛”行为进行反思和检讨。这一要求本属正常，然而张国焘却难以接受，不愿承认自己的“败北”。尽管我国大陆并未强迫他，甚至退一步表示，只要他断绝与美国人的一切联系，便愿意为他提供生活上的援助，但张国焘却如同“茅坑里的石头”，对此亦无动于衷。面对此情此景，我国大陆无奈之下，也只得放弃了对张国焘的关注。

1968年，张国焘与杨子烈携家人远渡重洋，移民至加拿大。在这片新土地上，他们依赖加拿大政府的救济金，默默度过了八年的岁月，直至1976年。当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张国焘的情感激荡，连续数日沉醉于酒中。终于，在一个深秋的夜晚，79岁的张国焘突发中风，半身不遂，生活难以自理。杨子烈年事已高，七十有余，且腿部残疾，无力照顾张国焘，无奈之下，只得将他送入了政府设立的一所免费养老院。

1979年12月3日的夜晚，寒风刺骨。张国焘整日卧病在床，不慎将毯子滑落至地面。由于全身瘫痪，他无法拉动铃铛求救。而养老院的房门为抵御严寒而设计得厚重，隔音效果极佳，以至于张国焘的呼喊声无人能够听见……就这样，他在异国他乡孤独地被冻死，身边既无护士，亦无亲人相伴。

将一副佳牌打得支离破碎，如同丧家之犬般惶恐不安。这正是张国焘不愿正视，却又无法否认的一生写照，亦是他于所谓的“我们的时代”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