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肩负重任的领袖、一位在国际享有盛誉的学者，竟不惜降低身份，亲自邀请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后辈，赋予我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得以介绍社会新闻与街头巷议。

自195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我有幸多次担任郭沫若先生的翻译。在这些宝贵的时光里，最令我记忆犹新的经历，莫过于因对《蔡文姬》一剧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从而受到了他严肃且深刻的指正。

经过冷静的思考与沉淀，我逐渐认识到郭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当代中国作家、诗人、历史学家，更是一位投身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众口一词，他因博学多才而声名远扬，被誉为继鲁迅之后，中国进步文化领域的一颗璀璨明星。正因为如此，他对人的要求自然极为严格，而我在学识与才华上与他相较，差距显而易见，如同天地之别。他对我所提出的批评，无不切中要害，实至名归。

这份新的觉醒，使得心中曾有的怨恨消弭得无迹可寻。自此，每当我再次为他提供翻译服务，心中再无丝毫障碍。那位长者依旧对我保持和善的态度，那些严厉的责言已不再出现。他只是不厌其烦地提醒我，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听力逐渐衰退，因此在交流时，我需要减慢语速，提高音量。

孙平化的“洋相”

步入职场不久，我便有幸亲耳聆听了一位我国资深前辈孙平化先生讲述的一则趣闻。在为郭老进行口译时，孙先生不慎引发了一场令人捧腹大笑的误会。

自国家成立之初，孙平化便担起了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重担，跨越海洋，远赴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彼时，郭沫若先生身兼政务院（后更名为国务院）副总理及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光荣地担任了代表团的团长。在代表团抵达前，几位资深且友好的日本代表先行抵达，于我国代表团的驻地进行了友好交流，共同商讨双方如何携手共进，确保大会的圆满成功。郭沫若先生特别指派了曾在东京留学多年的孙平化先生担任翻译。

“不必多礼。”

孙平化在琢磨如何将“不要客气”这四个字精准翻译成日语之际，灵光一闪，心想：或许颠倒这四个字的顺序，便能更好地符合日语的表述习惯。随即，他提高音量，大声喊道：“客气不要、客气不要”，然而在客人耳中听起来却显得有些晦涩，他们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困惑。

曾在日本长期求学与生活的郭老，紧迫地向他叮嘱道：“在进行翻译工作时，务必牢记，切不可故作高深，随意臆造。在日语中，根本不存在此类表达。随后，他又巧妙地运用了一句日语，以传达‘哪里哪里，实在愧不敢当’的意境。”

随后，郭老指着桌上摆放的各式各样的北京特色糖果与糕点，热切地邀请宾客们不妨尽情享用。他言辞间洋溢着热情，不住地招呼道：“请随意，请随意。”

孙平化深信这次不会再犯任何失误，于是立即效仿郭老刚才所采用的含蓄日语表达——“哪里哪里，实在不敢当”。然而，对方依旧显得困惑不解，脸上流露出困惑的神情。

郭老闻言，立刻连声更正道：“非也，非也！”随后，他轻声说出一句日语，其话语中蕴含着慰藉，意在告知：“无需忧虑，无需拘束。”

随着宾客们陆续起身告辞，他们无一不对郭老赞不绝口。然而，郭老却依旧轻摇着头，连声谦虚道：“哪里哪里，您太客气了。”

孙平化深信此行定能规避所有失误，他满怀信心地再次重申了郭老刚刚提到的含有“无需挂怀，无需拘束”之意的日语。

在此场合，郭老情绪激动，宾客散去后，他怒斥道：日本朋友出于礼貌，对我赞誉不绝，我谦逊地连声说“过誉了，实在承让”，而你却违背常理，鼓动他们“无需多想，无需拘谨”，你究竟有何意图？！

这个故事在外人耳中或许显得格外奇异，然而对我们这些专注于口译工作的同仁而言，却无异于一声震耳欲聋的警钟。它提醒我们，即便是日常交流中最为寻常的用语，若措辞稍有不当，也可能轻易演变成令人既感辛酸又觉可笑的尴尬局面。

老孙不禁轻声长叹，回想起那一次，郭老充分见识了他的日语造诣后，便与他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口译工作的委派。

《蔡文姬》风波

1959年，郭沫若先生耗尽心血创作的最新剧作——《蔡文姬》，一经问世，便迅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数年之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将其搬上舞台，瞬间在首都掀起了狂热的风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武则天》是郭老早年对历史上首位女皇武则天的正名之作，而《蔡文姬》则是对一代枭雄曹操进行平反昭雪的壮举。

那时，一位日本文艺代表团抵达我国，我有幸肩负起翻译的重任。代表团抵达北京的当晚，主办方便为他们精心筹备了一场人艺剧场的《蔡文姬》演出。鉴于我对这部作品所展现的历史背景以及蔡文姬这一角色所知甚少，再加上剧中演员的台词大多采用篇幅较长的古文与古诗，日常口语极其罕见，我的翻译工作无疑是一项艰难的挑战。

数日后，郭老将接待一众日本友人的到访。出人意料的是，在我们交谈之中，话剧《蔡文姬》意外地成为了热门议题，我对此事并无任何特别的前期准备。

宾客们落座，眉宇间洋溢着喜悦，纷纷向郭老分享他们于当晚观看《蔡文姬》时的动容时刻。众口一词地称赞，这又是一部郭老的传世经典，内容鲜活生动，精彩纷呈，令人陶醉，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记。众多求知若渴者向郭老请教，他是如何在繁忙的政务与社会事务中，仍能创作出如此高难度的杰作。

郭老虽在日本两次居住，合计近二十年，且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誉，日本学界对他的文学、历史、考古等方面的贡献亦表示深深的敬意。然而，此次对《蔡文姬》的高度评价，实际上根植于日本社交礼仪的特殊性。这一点不言而喻：我作为陪同他们观看戏剧并负责同声传译的人员，自己都未能完全领会剧情，他们又怎能仅依据我低声的翻译（若声音提高则可能影响他人）就对作品进行全面的评价呢？

郭老似乎并未与众人持有相同的观点。在听闻宾客们纷纷赞誉之际，他由衷地表达了对众人莅临北京，特地前来观赏他编排的《蔡文姬》一剧的感激。面对如此之高的评价，他谦虚地表示受宠若惊。随后，他简明扼要地概述了剧情梗概，并对该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深情地赞颂了曹操与蔡文姬“忧国忧民，乐施天下”的崇高精神。

随后，郭老谈到了蔡文姬这位才情横溢的女子所创作的《胡笳十八拍》。此曲以骚体形式展现，分为十八段，每段对应一章节，细腻地刻画了她于战乱中被掳、流离失所至南匈奴的悲苦经历，以及她后来虽得赎回故乡却与爱子永诀的复杂情感。他询问在场嘉宾，哪些段落、哪些章节最令他们动容？嘉宾们面露沉思，无人应答。郭老见状，起身离开沙发，边走边亲自吟咏起他最钟爱的部分。

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忍不住轻声向郭老提及，虽然今日与会者均为日本文艺界的翘楚，但恐怕鲜少有人熟悉《蔡文姬》这部作品，更遑论对《胡笳十八拍》有所涉猎。此外，我必须坦诚告知，我本人未曾亲眼目睹《胡笳十八拍》的风采，对其译文亦毫无所知。

郭老闻言，面色微显不快，便向我追问原因，为何未曾研读《蔡文姬》一文，亦未揭开《胡笳十八拍》的神秘面纱。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问责，我无言以对，只得低头连声道歉，并郑重立誓，今后务必弥补这一知识领域的不足。

郭老心中不禁涌起一丝无奈，兴趣随之消减，于是转而更换了话题。双方继续交谈大约一个时辰，此次会面也随之画上了句号。

在宾客陆续散去之后，我深感有必要留下来，以面对面的方式真诚地道歉。然而，出乎我意料的是，郭老竟不容我分说，毫无预兆地对我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批评：

“本以为您是归国的海外游子，岂料您竟是北大的杰出学子，竟然对《胡笳十八拍》一无所知，这真是太过分了！”

在静谧的氛围中，我内心涌动着不满之情，心想：身为我的翻译，你本应清楚，我并非出自华侨家庭，为何此时才恍然大悟；将“堂堂”二字置于北京大学之前，并以“高材生”相称，显然是一种辛辣的讽刺。我不禁私下反思，除了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的同仁，北大又有几人真正深入研读过《蔡文姬》这部作品，并能深刻理解《胡笳十八拍》的深层含义？

我默然不语，郭老随即转身，步出会见厅的门户。尽管刚才我承受了责难，心中却涌起一股强烈的责任感，觉得有必要亲自搀扶这位尊贵的长者登车。我立刻快步追出厅外，却只见在王秘书的细心照料下，老人的身影早已安顿于车座之中。我便隔着车窗向他们挥手告别。不料，老人却特意打开车门，踏步下车，面露不悦，直指我的鼻尖，掷地有声地留下了一句尖刻的话语：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句话让我长时间陷入痛苦的情绪。那天在翻译任务中碰到了棘手的难题，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责任，甚至在受到指责后专程来向各位告别。难道这样的行为真的有错吗？

重返外交部岗位之际，我向领导提交了一份详实的工作报告。领导仿佛既在宽慰我，又似心中涌起一丝感伤，遂以轻松的语调打趣道：“罢了，你毕竟是个男子，倘若你是女儿身，或许就能免遭这不幸之境。”

那场玩笑我并未当真，但心头始终萦绕着疑惑：平日里郭老对我总是和蔼可亲，为何这一次却显得异常气愤？经过几日的深思熟虑，我终于领悟到，真正的问题在于我还有漫长的成长旅程。一旦洞悉，我便逐渐找回了内心的平和与淡定。

常论《沁园春·雪》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文革”时期，郭老有幸被毛主席亲自选定，成为了为数不多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尽管他在公开场合得以幸免于被点名批判，禁止了抄家，人身自由也未受到限制，且未被强迫参与任何活动，然而，作为一名翻译，我从他细微的神态和话语中，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到他生活的不易，以及内心的沉重。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他迫于无奈，当众宣布自己数十年来辛勤笔耕所积累的文字，全然是所谓的“封资修”的糟粕，理应被彻底销毁。他甚至违背自己的本心，创作了诸多颂扬与批判的诗歌及杂文。尽管如此，这些举动并未能改变他被迫走向边缘的命运，亦未能为他赢得渴望已久的畅所欲言、自由创作的空间。

在那个时代，每逢周总理接见日本文艺界的尊贵来宾，其身边往往只有寥寥数人作陪，而郭老便是这些佼佼者之一。

“郭老，您年纪已高，还是请就坐在此处为宜。”

在多次的陪同中，两位始终维持着面容的宁静，彼此间未曾有任何言语的交流。当总理提问之际，他们仅以“是”或“否”作答，言辞极为简练。在这样的场合，即便是总理与郭老之间的对话，也显得格外简短。

周总理屡次指示郭老代为我国政府接待日本来访嘉宾。鉴于其他具备接待外宾资格的领导人多已遭罢黜或面临诸多约束。

在每一次的会面中，郭老始终将话题的核心锁定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之上，并对毛主席的诗词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尤其是《沁园春·雪》，他每次都会将其作为典范之作进行重点剖析。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首诗堪称中国诗词史上独具特色、流传至今的千古绝唱。

他深入剖析，指出词的上半部分纯粹是对景物进行了细腻入微的描绘，气势磅礴，笔触独特，堪称史上独步；而下半部分则转向对人物的刻画，气魄雄浑，比喻精妙，实为前所未见。他特别强调，仅仅拥有卓越的诗赋才华尚不足够，唯有毛主席这样具有深厚生活体验和丰富斗争经历的伟人，方能创作出如此气势磅礴、独具风格的传世名篇。

能否请我先以中英双语的方式大声朗读，随后再请您进行详尽的分析与评价？我认为这样的顺序或许能带来更佳的成效。郭老每次都对这样的安排表示认可，并且流露出满足的神色。

固然，他的阐释让我深切感受到他对《沁园春·雪》的喜爱与推崇并非名不副实，而是源自内心的真挚情感。然而，他屡次重复相同的话语，不禁让我好奇这背后或许隐藏着不为人知的苦衷。此外，他与日本朋友的交流似乎缺少更深层次的交流内容。谈及个人作品，他直言不讳地将其称为“毒草”，主张予以销毁；谈论中国文艺界，除了样板戏似乎别无他论；至于“四人帮”的错误文艺观点，他则选择缄口不言。他过往曾顺应潮流，以阶级分析方法撰写关于李白和杜甫的著作，却鲜有人问津，甚至有唐诗专家认为这些作品缺乏学术价值。

告郭老“社会新闻”。

在那个“文革”初起的岁月，郭老特地叮嘱王秘书通知我，期望我能够尽快前往他的宅邸进行拜访。我本以为郭老会在家中设宴款待宾客，于是急忙更换衣裳，急匆匆地赶往他的府邸。

午后时分，宅邸内宽敞的厅堂中，除了两位家仆，仅有他和夫人于立群悠然地静坐。我踏入屋内，即刻便询问有何事务需要我处理。郭老夫妇先行示意我入座，随后便直言，今日并无特别的事务相托，仅仅是想轻松地与我闲谈，借此来驱散心头的烦闷。

谈及话题，郭老便提议：“何不聊聊近期社会上的新闻？即便是那些街头巷尾流传的‘小道消息’，也不无趣味，诸如某人受到惩处、抄家，抑或是某地发生的武斗及伤亡情况。于女士也表示，她的体质本就孱弱，平日鲜少外出，如今更是足不出户。郭老接着说道，你这位翻译同行消息灵通，待人热诚，所知之事亦颇为丰富，这才促成我邀请你到家中共聚一堂。”

我绝未料想，竟有幸见证这一非凡的经历：一位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一位享誉世界的学者，竟主动伸出援手，为我搭建了一个展示社会新闻与“内幕信息”的舞台。与此同时，我也被这对老夫妇的信任与真挚情感深深触动。

我全神贯注，滔滔不绝地讲述了一个小时有余。关于当时所谈的具体内容，我的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但两位老人的面容却依旧清晰地映现在我的脑海——他们仿佛在聆听一个新奇的传说，静默地倾听，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而我，则如同面对记者的提问，逐一为他们提供了详尽的解答。在他们之中，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他们对那些在被打倒时期和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的显赫人物的真实处境展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在离别之际，那对年迈的夫妇特地带我参观了客厅后方的一间私密工作室，那里是于女士挥毫泼墨、描绘丹青的专属天地。尽管我对书法知之甚少，但她的笔触之流畅与高雅，仍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出于好奇，我询问她所用之字体，郭老立刻接口道：“还能有谁？自然是郭体！”然而，于女士却轻轻摇了摇头，微笑着说：“其实并非如此，他偏要说是郭体，那我也只好任由他去了。”

自那以后，悔恨如影随形，我未曾鼓起勇气向他们索求一幅字或一幅画，用以作为永恒的纪念。我深信，在那个难以忘怀的时刻，若我勇敢地开口，这对和蔼可亲的老夫妇定不会让我失望。